作为一名有听障的同性恋，我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中国聋人网讯 我将近两岁时还迟迟不会开口说话。我妈带我去医院一查，居然是双耳全聋。那几天我妈天天抱着我以泪洗面，全家人轮番做我妈的思想工作，希望我妈放弃我，或遗弃或送人，早早地丢开手，趁着年轻再生一个。我妈流干了眼泪，也打定了决心，向全家人宣告：“不！我既然生下他，就得负责到底，哪怕一辈子养着他！”
之后父母又带着我奔赴上海、北京等地寻求更权威的诊断。万幸最终的诊断结果是左耳健全，右耳有轻微听力。母亲看到了希望，联系上当时红遍中国的张海迪的父亲，向他讨教方法；又效法海伦·凯勒的老师，苦苦教我学习说话。后来我妈回忆，当我第一次说出 “妈妈” 这个词的时候，她激动得抱着我泪流满面，跪下来磕头感谢老天。
学会了说话，我的人生轨迹也渐渐回归了 “正轨”。转眼已经步入了小学，那时的我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博览群书，连老师都惊叹我的知识面之广。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借用高年级的教室期末考试，我把试卷答完、检查完之后，从桌子抽屉里摸出本高年级的数学教材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监考老师发现后一开始还以为我作弊，收走仔细一看封面，懵了。
那时母亲也像周围的家长一样，让我上了奥数班。时至今日，奥数那些弯弯绕早已忘光了；不过正是上奥数的那段时日，母亲常常去旁边的教堂坐坐，等我下课。
四年级之后，许多女同学都和我要好、交心。然而等我六年级时经历了性启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对女性，最多最多只有友谊，并没有性的欲望。那时我还不知道 “同性恋” 为何物，只知道我对自己和别的男人裆部的那话儿充满了懵懵懂懂的性趣，可又感觉太羞耻了，只能深藏在心里。而且到了六年级，重点还是要忙 “小升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火力全开，以全年级第一的名次毕了业，考上了实验班。
上中学后，家里添置了电脑和宽带。我一有私密时间，就上网查找资料，想要弄清自己对男人的性趣究竟为何。互联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渐渐的知道了这是 “同性恋”，也知道了这是一种 “性倒错”、“性变态”，知道了这会 “传染” 给他人，等等。
我感到自己被魔鬼引诱、被罪恶捆绑，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憎恨、厌恶和恐惧中，也不敢向父母倾诉。这种情欲愈演愈烈，我筑起高高的心墙，除去父母家人，再不和任何人交往接触，全部精力放在读书上，尽力回避心里的欲望。
不过就像一个银币有两面吧，我最终以刚刚踩线的成绩，考上了市里排名第三的高中。却没想到，高一结束后的暑假，有一天我正休息时，突然两个耳朵里感到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不到十分钟，我就完全听不到了。母亲吓坏了，赶紧和父亲把我送到医院，诊断是 “不明原因的突发性耳聋”。看着我妈急得淌眼抹泪，我一个劲儿地劝解我妈：“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啊！”
高二分科后，我妈向班主任解释情况，希望能让我坐在第一排方便听课。虽然班主任老师勉强同意接收我，但很快还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总之，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充满了挫败感。母亲去求老师私下里带带我，就这样高二才熬过去。高三总复习，我就开启自学模式，凡市面上买得到的习题册，我都买，一天一册地做，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之类比较厚的，就是两三天做一本，长此以往，书店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见面就是 “哟！又来买书啦？”、“买这么多做得完吗？”、“上个礼拜买的都做完啦？！”……就这样，我维持着不错的基础。
高考前，我突然想到英语听力该怎么做？助听器会不会被当做作弊设备？于是咨询了教育局，才知道要办残疾人证，接着要办听力免考申请和佩戴助听器进入考场许可。办了证，也顺便确认了我是听力三级残疾人。最终我离一本线差几分，上了个还算理想的二本。不过因为之前挂激素治耳朵，我又长时间伏案学习，高中毕业时，我的体重一度飙升到将近130公斤。
大学的我开启了追剧生涯。从美剧开始，各国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纷至沓来。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世界并不是《成长的烦恼》和 “经典” 美国老电影里展现的那种由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教主导的世界。我的女权主义意识开始萌芽，种族平等意识开始生根，我知道了我多年来引以为耻、备受折磨的 “同性恋倾向” 原来是生来如此的正常现象，就好像左撇子一样。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属于一个叫 LGBTQIA 的大集体，这个群体的人在西方世界也会被恐同者殴打、被不接受的父母逐出家门、被虔诚信教的父母用宗教折磨。最最重要的是，我接触到了美国哲学教授 John Corvino 的讲演视频《同性恋在道德上有什么错》（What’s morally wrong with homosexuality？）。第一次听见这么理智的驳斥各种反同观点的声音，我激动地哭了，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恨不得每句话都能背下来。从六年级性启蒙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化解了对自己极度的自我憎恨和厌恶，接受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外国影视作品所展现的世界，让我明白了我可以不需要躲在暗处、离群索居，因此多年来费劲心血高高垒起的厚重心墙，也慢慢瓦解崩塌。
同时，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平权运动依然充满了困顿与挫折。当整个社会都无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时，那些早早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孩子，该如何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他们因不同而恐惧挣扎，谁又能去安慰解释？这些躲在暗处，疏离众人的孩子，为了筑起一堵高高、厚重的心墙，将白白浪费多少精力和才华，错失多少美好的青春？又有多少孩子，苦苦在自己心灵的囚笼里挣扎，最终放弃，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妈又开始着急，觉得我活着自己的世界里。母亲深信，这个社会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不可能单独为你而改变，你也不能妄想改变这个社会，只能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个社会。于是我开始跑步减肥，很拼地减到90公斤，但工作还是找不到。
母亲开始病急乱投医，找各种偏方希望我耳朵能一下子治好。终于有一天，我们吵翻了 —— 她要把我带到安徽某个深山农村的一个 “祖传针灸世家” 去针灸，我不肯。母亲终于吐露了压在心底多年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肥得和死猪似的，又是半拉聋子。不努力减肥、治耳朵，去适应社会，社会上哪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宽容、包容你？！”
然而我必须要去适合社会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戴着助听器就和常人无异。为了健康着想，当然还是得减肥；但治耳朵，这是国际性的医学难题了，只能等科学、医学进步，或者上帝的大能降下奇迹了。最重要的是，我依然深信，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包容每个人的不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寻求自身的发展，繁荣自己的同时也繁荣他人，无论是否有身体的残疾。
也正因如此，我与残联、残疾人群体还是比较疏远的。我渴望挣脱身体残疾的枷锁，获得更大的发展、进步，我想要活得精彩、无悔、无愧于心，而不是去残联领取点补助，由残联安排个管理仓库、网吧等等的活计，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着存活。
而且，我不怕孤独和独处。这个社会排斥孤独、拒绝独处，在学校，老师就曾因为我 “不和同学交往” 而多次找我谈话 —— 似乎这个社会对于 “积极健康的正常人” 应该什么样，有着许许多多约定俗成的标准。然而独处的时间里，我学习和思考了很多。像蒋勋先生说的，“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
之后父母又带着我奔赴上海、北京等地寻求更权威的诊断。万幸最终的诊断结果是左耳健全，右耳有轻微听力。母亲看到了希望，联系上当时红遍中国的张海迪的父亲，向他讨教方法；又效法海伦·凯勒的老师，苦苦教我学习说话。后来我妈回忆，当我第一次说出 “妈妈” 这个词的时候，她激动得抱着我泪流满面，跪下来磕头感谢老天。
学会了说话，我的人生轨迹也渐渐回归了 “正轨”。转眼已经步入了小学，那时的我表现出极强的求知欲，博览群书，连老师都惊叹我的知识面之广。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借用高年级的教室期末考试，我把试卷答完、检查完之后，从桌子抽屉里摸出本高年级的数学教材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监考老师发现后一开始还以为我作弊，收走仔细一看封面，懵了。
那时母亲也像周围的家长一样，让我上了奥数班。时至今日，奥数那些弯弯绕早已忘光了；不过正是上奥数的那段时日，母亲常常去旁边的教堂坐坐，等我下课。
四年级之后，许多女同学都和我要好、交心。然而等我六年级时经历了性启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对女性，最多最多只有友谊，并没有性的欲望。那时我还不知道 “同性恋” 为何物，只知道我对自己和别的男人裆部的那话儿充满了懵懵懂懂的性趣，可又感觉太羞耻了，只能深藏在心里。而且到了六年级，重点还是要忙 “小升初”。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火力全开，以全年级第一的名次毕了业，考上了实验班。
上中学后，家里添置了电脑和宽带。我一有私密时间，就上网查找资料，想要弄清自己对男人的性趣究竟为何。互联网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渐渐的知道了这是 “同性恋”，也知道了这是一种 “性倒错”、“性变态”，知道了这会 “传染” 给他人，等等。
我感到自己被魔鬼引诱、被罪恶捆绑，陷入了无尽的自我憎恨、厌恶和恐惧中，也不敢向父母倾诉。这种情欲愈演愈烈，我筑起高高的心墙，除去父母家人，再不和任何人交往接触，全部精力放在读书上，尽力回避心里的欲望。
不过就像一个银币有两面吧，我最终以刚刚踩线的成绩，考上了市里排名第三的高中。却没想到，高一结束后的暑假，有一天我正休息时，突然两个耳朵里感到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不到十分钟，我就完全听不到了。母亲吓坏了，赶紧和父亲把我送到医院，诊断是 “不明原因的突发性耳聋”。看着我妈急得淌眼抹泪，我一个劲儿地劝解我妈：“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啊！”
高二分科后，我妈向班主任解释情况，希望能让我坐在第一排方便听课。虽然班主任老师勉强同意接收我，但很快还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总之，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充满了挫败感。母亲去求老师私下里带带我，就这样高二才熬过去。高三总复习，我就开启自学模式，凡市面上买得到的习题册，我都买，一天一册地做，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之类比较厚的，就是两三天做一本，长此以往，书店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见面就是 “哟！又来买书啦？”、“买这么多做得完吗？”、“上个礼拜买的都做完啦？！”……就这样，我维持着不错的基础。
高考前，我突然想到英语听力该怎么做？助听器会不会被当做作弊设备？于是咨询了教育局，才知道要办残疾人证，接着要办听力免考申请和佩戴助听器进入考场许可。办了证，也顺便确认了我是听力三级残疾人。最终我离一本线差几分，上了个还算理想的二本。不过因为之前挂激素治耳朵，我又长时间伏案学习，高中毕业时，我的体重一度飙升到将近130公斤。
大学的我开启了追剧生涯。从美剧开始，各国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纷至沓来。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世界并不是《成长的烦恼》和 “经典” 美国老电影里展现的那种由白人、异性恋、男性、基督教主导的世界。我的女权主义意识开始萌芽，种族平等意识开始生根，我知道了我多年来引以为耻、备受折磨的 “同性恋倾向” 原来是生来如此的正常现象，就好像左撇子一样。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属于一个叫 LGBTQIA 的大集体，这个群体的人在西方世界也会被恐同者殴打、被不接受的父母逐出家门、被虔诚信教的父母用宗教折磨。最最重要的是，我接触到了美国哲学教授 John Corvino 的讲演视频《同性恋在道德上有什么错》（What’s morally wrong with homosexuality？）。第一次听见这么理智的驳斥各种反同观点的声音，我激动地哭了，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恨不得每句话都能背下来。从六年级性启蒙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化解了对自己极度的自我憎恨和厌恶，接受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外国影视作品所展现的世界，让我明白了我可以不需要躲在暗处、离群索居，因此多年来费劲心血高高垒起的厚重心墙，也慢慢瓦解崩塌。
同时，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平权运动依然充满了困顿与挫折。当整个社会都无视性少数群体的存在时，那些早早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孩子，该如何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他们因不同而恐惧挣扎，谁又能去安慰解释？这些躲在暗处，疏离众人的孩子，为了筑起一堵高高、厚重的心墙，将白白浪费多少精力和才华，错失多少美好的青春？又有多少孩子，苦苦在自己心灵的囚笼里挣扎，最终放弃，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妈又开始着急，觉得我活着自己的世界里。母亲深信，这个社会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不可能单独为你而改变，你也不能妄想改变这个社会，只能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个社会。于是我开始跑步减肥，很拼地减到90公斤，但工作还是找不到。
母亲开始病急乱投医，找各种偏方希望我耳朵能一下子治好。终于有一天，我们吵翻了 —— 她要把我带到安徽某个深山农村的一个 “祖传针灸世家” 去针灸，我不肯。母亲终于吐露了压在心底多年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肥得和死猪似的，又是半拉聋子。不努力减肥、治耳朵，去适应社会，社会上哪个人有责任和义务宽容、包容你？！”
然而我必须要去适合社会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戴着助听器就和常人无异。为了健康着想，当然还是得减肥；但治耳朵，这是国际性的医学难题了，只能等科学、医学进步，或者上帝的大能降下奇迹了。最重要的是，我依然深信，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包容每个人的不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寻求自身的发展，繁荣自己的同时也繁荣他人，无论是否有身体的残疾。
也正因如此，我与残联、残疾人群体还是比较疏远的。我渴望挣脱身体残疾的枷锁，获得更大的发展、进步，我想要活得精彩、无悔、无愧于心，而不是去残联领取点补助，由残联安排个管理仓库、网吧等等的活计，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着存活。
而且，我不怕孤独和独处。这个社会排斥孤独、拒绝独处，在学校，老师就曾因为我 “不和同学交往” 而多次找我谈话 —— 似乎这个社会对于 “积极健康的正常人” 应该什么样，有着许许多多约定俗成的标准。然而独处的时间里，我学习和思考了很多。像蒋勋先生说的，“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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