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老人乐当听障人士“大耳朵”
中国聋人网讯 “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这句话放在 “中国隐形助听器之父”梁作强身上，得到了有力诠释。
65岁的梁作强，祖籍中山水乡，幼年生活在香港，13 岁移居加拿大；大学毕业后成为电子工程师，给自己敲打出 “铁饭碗”——这辈子不改行，只做助听器。梁作强早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从未打算过上饴含抱孙的生活。他说：“能坚持就坚持，我热爱这份事业。”
8月22日，在位于西区市中医院旁的聂医生听力连锁机构总部，梁作强从早上8点忙活到夜里7点，合计为26名听力障碍患者检验听力现状、提供咨询建议、调试助听器。中午，梁作强只花了15分钟“吞”完一个盒饭，连喝水和午休的时间也省了，直接工作。他笑着告诉记者：“不做工作狂，事业做不强。”
上世纪70年代，梁作强自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误打误撞”进入助听器制作行业。
“助听器，无论长什么样子，主要原理是利用电子元件和芯片，将声音进行合适的放大，通过耳道传入大脑；大脑对声音进行判别，从而知道别人说什么，世界发生什么事。”梁作强说，刚入行时，各类听力障碍人士因“耳聋”而遭遇各类不便，尤其是孩子因听不到声音进而无法学说话，让他觉得难受。
梁作强说：“药物和手术，是治疗特定听力障碍的医学手段。验配助听器，又是另一种解决听力障碍问题的手段。我不是医生，是工程师，做这一行能帮人，就不打算转行，结果做了大半辈子。”
“几十年前的助听器，通俗说像‘大耳机’，挂在耳朵外面，谁都能看到。”梁作强回忆说，当年，部分人歧视听力障碍人士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刚认识、不熟悉对方、不了解对方苦况的部分人，出于无意或恶意，还是会指指点点。尤其是孩子，这种歧视伤害最大。
“30年前，新的塑料品种出现，让‘大耳机’变得更小、更贴合耳部成为可能。”梁作强告诉记者，再后来，集成电路芯片越做越小，听力放大和增益功能越来越强大，让助听器完全塞入耳道、变成“隐形机器”成为现实。利用模具，精确测量听障人士的耳道尺寸，再根据病情和经验制造出“专人专用”机器，就是“定制式助听器”。
1996年，梁作强已是行业“大咖”，被同行定义为“国际知名听力专家”。那一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近30年后，这位电子工程师首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也把在国外流行多年的定制式助听器技术带回中国。
“当年，中国产助听器就是‘大耳机’，性能很一般，样子很难看，功能不讲究人性化；跟国外先进产品相比，落后20年以上。”梁作强告诉记者，中国人的耳道结构，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听障人士有较大区别。如果在祖国做定制式助听器，外观工艺和材料要改良；随后，整个电子电路、通道设计、功能选择随之也要重新研发，过程非常不易。
这些年，梁作强针对祖国的听力障碍人士，研发了一大批定制式助听器新技术，诸如三维技术建模、超小型机型、全向机型、群聊场景“听力笔”发射器等。这位“大咖”在业界又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隐形助听器之父。
对话
听力逐渐下降，需要重视做成一个事业，需要专业。
年过六旬的梁作强，须发半白，一直给自己留了一绺小胡子，样子颇有老歌星林子祥的味道。他笑言：“我年轻时像年轻时的林子祥，现在像年级大的林子祥。”
一生坚持熬成“大咖”，年纪渐长不言退休。记者想探寻梁作强的“成功经验”，对方却不愿多说，反而想把曾经遇到的听力障碍人士和解决方案跟记者分享。
●记者：您算是科学家吗？
○梁作强：不算，就是一名工程师。算是做成了事业，关键是“专业”二字。我认为，在大学工作，或是医院里的资深医生，才是科学家。
●记者：您是加拿大籍华人，这些年在祖国逗留的时间长吗？
○梁作强：每年，有半年以上在祖国。除了做工程师，还要做验配师。每个听力障碍人士有不同的特点，不停地做验配师，不停地获取听障病因、听力水平、耳道结构等方面的数据，积累经验，分析成因，总结共性，才能研发出更多种类的新型助听器。
●记者：您不想谈自己的成功经验，那么，有什么个案想分享？
○梁作强：个案太多了。总之，某个人出现听力下降问题，一定要重视，及早处理，成本和困难会少很多。
我要根据听障人士的病因和现阶段听力水平，选择对应情况的机型，最大限度地解决对方的生理困惑问题。
举个例子，助听器功能越多，结构越复杂，价格肯定越贵。在中国，有些听障人士的经济条件一般，虽然不能做到“量身定做”，但我要为他们提供建议，选择价格便宜、功能尽量接近实际需求的机型。
再举个例子，有些人是高频听障，就是高音、尖锐的声音听不好或听不到，对上班族和学生而言，这会带来很大麻烦。对此，就要选择提供高频解决方案的助听器。物理结构是多通道的，芯片能将高频声音处理成中音或低音，然后根据对方实际情况调试参数。
●记者：还有其他共性的听障问题能分享吗？
○梁作强：又举个例子，幼儿处于学说话的阶段，出现听障问题，会很麻烦。验配的助听器，就要比较灵敏，尤其在处理轻音、辅音方面要精确。否则，听出来的声音跟实际不同，学到的话就发音不准。例如，汉语拼音的“H”和“F”听不清楚，“湖南” 就说成“呜南”，“福建”说成“呜建”，这怎么行。
还是举个例子，老年人听力下降很常见，听不好就不想走出去社交，身体不动，身体机能就下降得快，老得快。这类人群需要全向式机型，就是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都能听得比较清楚，便于社交。
●记者：您经常回祖国工作，家人支持吗？
○梁作强：大半辈子有大半时间在国外，可普通话和粤语都说得不错，也算是证明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两个孩子30多岁了，不用我去管。太太也是早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觉得我做的事情有点意义，从来不会抱怨，当然很支持。
来源：中山商报
65岁的梁作强，祖籍中山水乡，幼年生活在香港，13 岁移居加拿大；大学毕业后成为电子工程师，给自己敲打出 “铁饭碗”——这辈子不改行，只做助听器。梁作强早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从未打算过上饴含抱孙的生活。他说：“能坚持就坚持，我热爱这份事业。”
这行能帮人，不打算转行
每年，梁作强都会回中山一两次，为各种年龄段、病情比较“难缠”的听力障碍人士检查听力数据，验配和调试精准适用的助听器。8月22日，在位于西区市中医院旁的聂医生听力连锁机构总部，梁作强从早上8点忙活到夜里7点，合计为26名听力障碍患者检验听力现状、提供咨询建议、调试助听器。中午，梁作强只花了15分钟“吞”完一个盒饭，连喝水和午休的时间也省了，直接工作。他笑着告诉记者：“不做工作狂，事业做不强。”
上世纪70年代，梁作强自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误打误撞”进入助听器制作行业。
“助听器，无论长什么样子，主要原理是利用电子元件和芯片，将声音进行合适的放大，通过耳道传入大脑；大脑对声音进行判别，从而知道别人说什么，世界发生什么事。”梁作强说，刚入行时，各类听力障碍人士因“耳聋”而遭遇各类不便，尤其是孩子因听不到声音进而无法学说话，让他觉得难受。
梁作强说：“药物和手术，是治疗特定听力障碍的医学手段。验配助听器，又是另一种解决听力障碍问题的手段。我不是医生，是工程师，做这一行能帮人，就不打算转行，结果做了大半辈子。”
将隐形助听器带回中国
上世纪80年代，集成电路芯片和新型材料逐渐成熟，让助听器“变小”具备可能性。1984年，梁作强在加拿大投入了“定制式助听器”的研发工作。“几十年前的助听器，通俗说像‘大耳机’，挂在耳朵外面，谁都能看到。”梁作强回忆说，当年，部分人歧视听力障碍人士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刚认识、不熟悉对方、不了解对方苦况的部分人，出于无意或恶意，还是会指指点点。尤其是孩子，这种歧视伤害最大。
“30年前，新的塑料品种出现，让‘大耳机’变得更小、更贴合耳部成为可能。”梁作强告诉记者，再后来，集成电路芯片越做越小，听力放大和增益功能越来越强大，让助听器完全塞入耳道、变成“隐形机器”成为现实。利用模具，精确测量听障人士的耳道尺寸，再根据病情和经验制造出“专人专用”机器，就是“定制式助听器”。
1996年，梁作强已是行业“大咖”，被同行定义为“国际知名听力专家”。那一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近30年后，这位电子工程师首次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也把在国外流行多年的定制式助听器技术带回中国。
“当年，中国产助听器就是‘大耳机’，性能很一般，样子很难看，功能不讲究人性化；跟国外先进产品相比，落后20年以上。”梁作强告诉记者，中国人的耳道结构，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听障人士有较大区别。如果在祖国做定制式助听器，外观工艺和材料要改良；随后，整个电子电路、通道设计、功能选择随之也要重新研发，过程非常不易。
这些年，梁作强针对祖国的听力障碍人士，研发了一大批定制式助听器新技术，诸如三维技术建模、超小型机型、全向机型、群聊场景“听力笔”发射器等。这位“大咖”在业界又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隐形助听器之父。
对话
听力逐渐下降，需要重视做成一个事业，需要专业。
年过六旬的梁作强，须发半白，一直给自己留了一绺小胡子，样子颇有老歌星林子祥的味道。他笑言：“我年轻时像年轻时的林子祥，现在像年级大的林子祥。”
一生坚持熬成“大咖”，年纪渐长不言退休。记者想探寻梁作强的“成功经验”，对方却不愿多说，反而想把曾经遇到的听力障碍人士和解决方案跟记者分享。
●记者：您算是科学家吗？
○梁作强：不算，就是一名工程师。算是做成了事业，关键是“专业”二字。我认为，在大学工作，或是医院里的资深医生，才是科学家。
●记者：您是加拿大籍华人，这些年在祖国逗留的时间长吗？
○梁作强：每年，有半年以上在祖国。除了做工程师，还要做验配师。每个听力障碍人士有不同的特点，不停地做验配师，不停地获取听障病因、听力水平、耳道结构等方面的数据，积累经验，分析成因，总结共性，才能研发出更多种类的新型助听器。
●记者：您不想谈自己的成功经验，那么，有什么个案想分享？
○梁作强：个案太多了。总之，某个人出现听力下降问题，一定要重视，及早处理，成本和困难会少很多。
我要根据听障人士的病因和现阶段听力水平，选择对应情况的机型，最大限度地解决对方的生理困惑问题。
举个例子，助听器功能越多，结构越复杂，价格肯定越贵。在中国，有些听障人士的经济条件一般，虽然不能做到“量身定做”，但我要为他们提供建议，选择价格便宜、功能尽量接近实际需求的机型。
再举个例子，有些人是高频听障，就是高音、尖锐的声音听不好或听不到，对上班族和学生而言，这会带来很大麻烦。对此，就要选择提供高频解决方案的助听器。物理结构是多通道的，芯片能将高频声音处理成中音或低音，然后根据对方实际情况调试参数。
●记者：还有其他共性的听障问题能分享吗？
○梁作强：又举个例子，幼儿处于学说话的阶段，出现听障问题，会很麻烦。验配的助听器，就要比较灵敏，尤其在处理轻音、辅音方面要精确。否则，听出来的声音跟实际不同，学到的话就发音不准。例如，汉语拼音的“H”和“F”听不清楚，“湖南” 就说成“呜南”，“福建”说成“呜建”，这怎么行。
还是举个例子，老年人听力下降很常见，听不好就不想走出去社交，身体不动，身体机能就下降得快，老得快。这类人群需要全向式机型，就是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都能听得比较清楚，便于社交。
●记者：您经常回祖国工作，家人支持吗？
○梁作强：大半辈子有大半时间在国外，可普通话和粤语都说得不错，也算是证明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两个孩子30多岁了，不用我去管。太太也是早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觉得我做的事情有点意义，从来不会抱怨，当然很支持。
来源：中山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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