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青莞担当公益片《寻耳》制片与主演
对于曹青莞来说,没有什么比《寻耳》顺利杀青更令她感到兴奋了。作为一名重度耳聋患者,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曹青莞曾站上《超级演说家》的舞台,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并获得全国亚军。
制作一部反映聋哑人群体生活状态的作品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这一次,她零片酬出演,以制片人和主演的双重身份参与到《寻耳》的制作中。
2015年10月,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9位主创,从南京奔赴银川,在短短8天内完成了《寻耳》的拍摄。
影片改编自一个发生在银川的真实故事。一个患有先天性极重度神经性耳聋的4岁小女孩宋玉儒,不幸丢失了价值28万元的人造耳蜗。在网民、群众、媒体、政府部门114小时的齐力寻找下,丢失的人造耳蜗终于被找到。
导演王超被这个“全城寻耳”的故事感动,想和团队将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拍成电影。
事情起初进展得并不顺利。由于《寻耳》是一部纯公益性的微电影,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
剧组成员决定自筹,将自己的生活费奉献出来用于微电影的拍摄。在这个“没有投资的剧组”里,每位演职人员都身兼数职,演员兼任化妆师、导演兼任路人甲、摄像兼任后期。女主角曹青莞的衣服也来自剧组,“组里男女老少的衣服我都穿过”。
导演打趣地介绍自己的团队,“这是梦之队”。“拍摄之前我们就预料到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是我们尝试的第一个公益项目,不管多难,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挤在南京艺术学院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整个团队都在为拍摄做着准备:筹钱,寻访当事人,撰写剧本,找到适合拍摄的场地……
故事发生在13年前,因此寻访当事人并不容易。从新闻网页到寻找耳蜗的微博,再到银川市市政网,剧组终于联系上了小女孩的父亲宋国强。
宋国强起初不同意把当年的事情拍成电影。女儿是重度耳聋患者,他不希望被过多地关注和打扰。王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团队,并保证将这部微电影拍好,表示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并了解耳聋患者这个群体。最关键的是,公益片的主角也是一个积极乐观的耳聋患者,多少年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被大家认可的成绩。
宋国强最终被他们的真诚所打动。
对于电影的每一个细节,团队都尽可能追求完美。剧本反复修改了十几次,从纪实性的手法到艺术加工,从小女孩的视角到曹青莞所扮演的女记者的视角,编剧张瀚如回忆那段熬夜改剧本的日子,“很痛苦,但也很幸福”。
为了追求最佳视觉效果,剧组在早上5点起床,拍摄一辆火车从隧道穿过的戏。不知道火车具体什么时间经过,摄像只好架好机器,一直守在摄像机旁,演员也一直站在固定的位置。
听到“呜呜”的声音,所有人以为火车来了,马上进入状态,但大多数时候只是汽车经过。这个可能在电影中出现了不到5秒的镜头,他们花了3个小时来拍摄。“10月的银川已经很冷,大家冻得一天都没有缓过来。”曹青莞说。
还有一场风车的戏让剧组所有成员都记忆犹新。这场戏是小女孩在银川市绿博园里奔跑,周围全是风车在转动。没有风车,大家便买来纸,所有人连夜做,没有木棍,就用吸管或者筷子代替。由于担心风车被压坏,有一些风车甚至是在拍摄的现场赶制出来的,一边做一边插在道路旁的植物丛中。
“这个镜头最终呈现的效果非常美,我们使用了航拍,镜头里,小女孩举着风车奔跑,她四周所有的风车都在转动。”摄像方啸宇说。
由于不是专业演员,曹青莞一直在担忧“我的表演无法把观众带入到事件中,使他们和我产生共鸣”。
小女孩丢失的耳蜗价值28万元,而且是一对一匹配的,如果找不到,只能再次开颅。对于正常人来说,很难理解耳蜗的重要性。“耳蜗丢失后,那种焦急的情绪我担心无法让正常的观众感受到”。
于是,曹青莞经常向剧组里的一位记者请教,包括记者在某个时刻会不会做这个动作,在某个事件面前会怎么想,记者平时怎样着装,怎样拿话筒……
从南京到银川,1600公里的距离,剧组无法带上所有的拍摄器材。上飞机前,为了不超重,导演将大大小小的器材按重量均分给每个人。器材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拍摄,比如有一个镜头需要用到滑轨,但他们没有。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让演员坐在有滑轮的椅子来回滑动,在镜头里达到滑轨的效果。
当《寻耳》剧组来到银川,小到市民,大到政府官员、媒体机构,得知他们要拍摄“全城寻耳”,都为其“保驾护航”。派出所为他们提供拍摄场地,媒体提供演播空间,一些银川市民也出演了影片中的某些角色。
目前,《寻耳》剧组正在南京艺术学院紧张地做着后期工作。看到视频,曹青莞感慨:“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即使有一些不完美,也不会说它不好。”
今年10月,主创团队开始创业,专门成立了稻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他们想以《寻耳》为起点,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公益文化项目。
但大家都不敢轻易提公益。“公益到底是什么?如果观众不买你的账,反而对影片产生排斥怎么办?”曹青莞说。
他们没奢望《寻耳》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如果人们能因为《寻耳》知道耳蜗是什么,它对耳聋患者有多重要,这样就很好了。”导演王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