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演彦君：为更多的听障儿童拍电影

导演彦君在工作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倾诉人：彦君
    年龄：26岁
    职业：电影导演
    倾诉方式：面谈

    当我在一片忙碌的电影后期制作间里看到胡子拉碴、满眼红血丝的彦君时，显然和我想像中的青年导演对不上号。但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改初心而在三年里被现实碰得满身淤青、却从未想过回头的年轻人。
    彦君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为了节省费用，工作室里连茶叶都没有，对不住了。”“这么些年，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搭进去了，后悔过吗？”“从来没有，我就是觉得我不能走，我走了，孩子们就要伤心了，我不能伤他们的心，也不能伤那些信任过我的人的心。”彦君点了一根烟夹在指缝里，烟灰慢慢越来越多，轻轻落在了地上，他定定地望着忽明忽灭的烟头，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A　美的开始为了更多的听障儿童

    事情的开始，还要回溯到2011年。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刚从影视专业毕业的学生，一心抱着电影梦想的我，只身来到了杭州。跟着大小剧组，给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们当副导演、当制片人。在电影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以后，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开始接一些片子自己干，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青年才俊、独立导演。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半只脚已经踏上了曾经渴求的电影界的康庄大道，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以为只要自己下定决定要干这个，就会什么都顺风顺水……但没有想到生活给我的不全是“糖”，有时候也会扇我一个“巴掌”。
    就在那个夏天，几乎从不看电视的我，偶然间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因为无法找到社会认同感而走上了人生的歧途，在社会关爱的大环境下，听障人群依然感受到自卑与疏离，这导致他们长大后没有办法很好地融入社会。
    这则新闻就像电一样飞快地流过我的全身，我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一直都在关心公益的我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题材。很快，在朋友的牵线搭桥下，我联系到了太原的一家公益机构，对方在听取了有关电影的构想后，立马承诺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太原市听障学校也表示愿意全方位支持这部电影的拍摄。没想到事情推进得如此一帆风顺，我兴致高昂地收拾家当，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没有一个熟人的太原市，开始了自己首部电影的筹备工作。
    那个时候仅仅靠着一个想法就被驱使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还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准备大干一场……

    B　暗下决心 一次充满爱的冒险

    在去听障学校采集素材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听障孩子，大的有十几岁，小的才七八岁，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看向外边的操场，孩子们快乐地追逐着，打篮球、跳绳、踢沙包，这种在普通学校的课间经常能看到的画面也在这里上演着，但一切都是静音的，就像是被屏蔽了声音的电视画面一样，只有孩子们咚咚的脚步声回荡在操场上。
    老师把我领到了课堂上，用手语告诉孩子们我是导演，这次是来拍电影的。孩子们愣住了，“电影”这种离他们的生活遥不可及的东西让他们觉得陌生而不安，孩子们用手语互相询问着我是谁、来做什么的，这种没有声音的“窃窃私语”让我鼻子一酸，湿了眼睛。老师向孩子们解释我要拍一部以听障儿童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里头都用手语说话，大家都能看，而且看得懂，孩子们的眼睛里马上露出了喜悦的光彩，“这可能是真正属于他们的第一部电影，我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失望。”面对着孩子们因为兴奋而红彤彤的脸蛋，我立刻就在心里暗暗许下了承诺。
    下了课，一拥而上的孩子们把我围住，大家你推我挤地抢着想跟我“说话”，好几个孩子拉拉我的衣襟，指着一个高挑秀丽的小女孩，示意让我看。小女孩一开始羞怯怯的神情消失了，她退到旁边人少的地方，开始伴着自己心里的旋律舞蹈。她忘我地舒展着自己的手臂、时而转着圈、时而变换着脚步，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一个听不到任何律动的孩子，却能跳出如此流畅的舞步。
    当时我心里充满了愧疚，但又很振奋。愧疚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看到孩子们接受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公平却还这么阳光、活泼；振奋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来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爱。

    C　践行承诺 注定难走的道路

    2013年8月，电影的新闻发布会在听障学校顺利地召开。而前期的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垫付的，从准备工作室的家当、垫发工资到筹备发布会，以前工作几年攒下的积蓄已经捉襟见肘，在发布会准备到一半时，我的口袋里已经只剩几百块，只能硬着头皮问朋友借钱。
    开完发布会，预期的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之前爽快答应给我们投资的机构负责人越来越难联系上，后来更是把我拉进了电话的黑名单，当我每次拨电话都听到话筒那一端传来一连串“嘟……嘟……声”，我的心就像是在三伏天里跌进了冰窖。
    当时是炎热酷暑的8月底，站在车水马龙的迎泽大街上，看着柏油路面因为高温蒸腾起来的白气，我却浑身每个毛孔都在冒冷汗，我明白之前期望的几十万资金的承诺已经确定打了水漂。我该怎么办？事情突然就像没了地基的空中楼阁一样，我摇摇欲坠。节衣缩食的日子开始了，我开始一边找投资，一边继续维持着工作室的开支，在苦苦坚持了一年多以后，当初踌躇满志跟我一起来到太原的伙伴们也先后离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还坚持留在太原，拿着剧本四处奔波找钱。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起床，靠为数不多的几个媒体朋友联系各种企业和机构，我每天都得强打起精神，就像拧了发条一样挨家挨户去推销我的电影。舍不得花钱打车，我就穿着自己仅有的一身西装去挤公交车，夏天的气温高得让人一出门就觉得窒息，汗顺着我的下巴流下来，打湿了衬衫，我在拥挤的人群里紧紧地护住打印得平平整整的剧本，这是我仅存的希望了。但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多数的结局是被礼貌地谢绝：“投资公益电影的回报太少了，我们是不做的。”
    有一段时间我似乎得了抑郁症：不吃不喝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没有朋友来访，也没有任何电话，对着镜子里蓬头垢面的自己，我好好思考了自己的去路。
    最难的时候，我几乎身无分文，狼狈地被赞助的酒店“请”了出来，只剩几十块钱的我住过十多个晚上的网吧。早上从网吧出来，把行李寄存在酒店的前台，在酒店的洗手间洗漱一下就出去见投资商，晚上再拉着行李箱回网吧睡觉，就这样过了十来天。
    我想：事情到了这一步，往前走也是五十步，往回撤也是五十步，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这股子“劲儿”让我没有在最困苦的时候垮掉，没有“活得不像个人”。

    D　蹒跚前行是爱把我们凝聚了起来

    直到有一天，母亲打来电话。
    当时的我早已把自己给母亲看病住院的钱也垫了进去，没脸再像以前那样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问候她。
    敏感的母亲在电话里问我：“你觉得自己这样值不值？”我回答：“我认准了。”这时，是一向支持我的母亲为我解了燃眉之急。
    就这样，靠着自己接拍一些小片子的收入，我支撑着自己一定要完成这部电影的心愿。
    在一次去杭州拍片子的路上，我跟一位朋友说起了这部电影的状况，没想到朋友在思索再三之后决定个人投资这部电影，解决了前期资金问题的我喜出望外，一刻也不愿意耽搁地赶紧着手开始电影的拍摄。
    在听说电影的情况后，几乎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都主动提出降薪，主要的演员也都是友情参加演出，片酬分文未收。
    电影在寒冬里开拍，来自深圳的主演小男孩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天气、再加上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拍摄，很快就病倒了。在一场晚上十点多的夜戏里，已经发烧到38度多的小男孩躺在妈妈的怀里一直咳嗽，我提出要不今天的戏先停了，让他先去医院，没想到孩子和孩子的家长都说可以坚持，因为停工一天就意味着几万块钱的损失，这让我深深地被打动着……
    我知道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为这部片子付出，如果没有这么多愿意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朋友、同事、演员，这部戏也不会成为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
    经过了20多天的紧张拍摄，电影面临着后期制作的庞大开支，我又犯起了愁：前期朋友出资的钱已经用完了，行将发行的电影却没有用来继续支付后期精剪的费用，看着素材库里孩子们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认真演戏的脸庞，我觉得自己很亏欠，亏欠孩子们一部精美、完整的电影，亏欠孩子们一个迟迟未到的承诺……

    采访后记

    片子制作到一半，资金链却断了！这位原本踌躇的年轻导演如今苍老了不少。
    奔波在联系赞助和资金的路上，他苦笑道，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导演。可尽管如此，他却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即使每天等待他的都是冷眼和拒绝。
    如果您也想为听障儿童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您也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可以通过山西晚报联系他。他承诺将这部片子的所有盈利都会捐赠给听障学校，作为改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环境的资金。他说，这也算是他多年以来坚持的一个结果。



    来源：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