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残疾人为何那么多，背后有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经常听来美国旅行的中国朋友说的一句感受是：这里的残疾人真多。

　　这些中国朋友所说的残疾人，是那些从身体外表和举止可以明显看出来的残疾人。在讲数据之前，我的感受是：和残疾人偶遇，交谈，合作确实是我在美国的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家旁边有个公园，每天我都会带狗去那里散步。公园里围出了不小的一块地搭建了两个温室，周围几块露天的土地上种着应季的花草和蔬果。这里的员工都是残疾人或者义工。根据生理与心理缺陷的严重程度不同，残疾人在这里得到不同的训练和帮助。较轻度残疾人在这里可以学习园艺技术，锻炼社交能力，通常几个月后他们便能在义工的帮助下找到工作。较重度的残疾人则在这里通过园艺和专业的志愿者帮助自己做肢体或心理治疗，他们大部分人如果愿意，都能长期的留在这里，通过销售种植成果自给自足。

　　我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常来公园的附近居民，都认得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会跟他们打招呼，谈天说地。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无法记住见过的人，却通常能记住见过的狗，有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员工每天见到我的狗都会说：“Hi Chester! 你今天看起来真高兴！我跟你一样高兴！”

　　美国的每个建筑门边都有便于残疾人出入的自动开门按钮，洗手间有残疾人专用位，公共汽车有便于残疾人上下车的设备，停车场有给残疾人预留的大一号车位。我待过的每一个学校里，都有几个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宿舍里有专门给身体不便的同学准备的在一楼离出入口最近的房间。每一门课，只要有需要，老师都会问有没有人愿意记笔记，课后复印给有听力障碍的同学，这时候都会有很多同学举手。大家不会盯着坐轮椅的人看个不停，不会对说话有障碍的人较慢的语速表示不耐烦，也不会不论事情大小都主动上前给残疾人提供帮助。

　　大家对与残疾人的相处习以为常，正是这种习以为常，让残疾人真正成为社会大众生活的一分子，反映了社会对残疾人群的包容和尊重。

　　查了一下统计数据，截止至2000年，美国有497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者身体残疾。当然，美国对于残疾的定义要比中国广泛的多。拿大学来说，学生如果在沟通或者学习上存在被医生确认的心理问题，就可以以残疾的理由，要求老师延长考试时间。

　　来自中国的朋友们的“惊诧”，可能反映了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在国内，大概只有少之又少的人会对与残疾人相处感到习以为常，大众对与残疾人相处感到的“不适”，对这个群体极低的理解和包容，只能让他们被迫“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盲人——光看中国视力残疾人士的数量，截止至2010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是1263万，并且在不断增长。但即使盲人数量这么多，在国内的公共场合，我们仍然很少见到他们。而其他那些智力和身体残疾的人士，则更是“多年一遇”。这是为什么？

　　上海市盲童学校应届高三毕业生王蕴，因为获得了距离满分只相差37分的总成绩，而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王同学的经历和成就当然有着榜样的力量，密集的报道也会让其他的盲人们看到希望，让社会大众关注盲人与其他残疾人的潜能。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样的热度和诧异，同样也反应出一种心态：王同学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或者说人们对于盲童的想象？

　　换句话说，媒体与大众的关注反应的正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能取得像王同学这样的成绩，获得他得到的机会的残疾人少之又少。到底是其他盲人，或者其他的身体残疾学生，学习天赋差，不够王同学努力，还是因为社会忽略了这个人群的存在和需求，没有给他们发挥自身才干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平台？

　　中国残联的数据显示，2006年，残疾人中43.29%是文盲，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面临诸多挑战。全国每年有接近100万残疾儿童出生，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被藏在家中，甚至直接被抛弃，保守估计28%的残疾儿童没有得到基本的义务教育。

　　对有残疾的儿童，很多学校会直接拒收，理由是他们会给同学和老师造成不适和不便，这一举措是对残疾儿童的直接歧视。即便同意收取，学校也要求残疾学生有家长或照顾人陪同，从而不会给老师，学校带来额外的工作，这个要求通常让需要工作的家人为难。

　　一般情况下残疾儿童会被送去特殊学校，然而特殊学校通常离家远，残疾儿童会失去来自家人最直接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特殊学校所能给予的教育程度有限，迫使很多残疾学生初中后便辍学，极少有机会接受高中，大学等高等教育。

　　更重要的是，特殊学校把残疾学生跟所有其他学生隔离，让他们在所谓正常的学生群体中“消失”，这对残疾学生不公平，尤其是心智健全，只有身体缺陷的残疾学生，也对一般学生不利，因为他们失去了了解残疾同龄人的机会。

　　受教育机会的限制，使残疾人普遍教育程度偏低，为就业带来了巨大障碍，然而目前，顽固的社会偏见使得即便是受教育程度不低的残疾人也面临巨大的就业困难。一位从医学院毕业的侏儒症患者说很多医院给他面试，但却没有一家医院给他工作，因为医院觉得他的外形会有损医院形象，最后他选择了到云南昆明的“小人国”做管理工作，他说那里所有人都有侏儒症，身材矮小，没有人歧视他，他能感受到在外面感受不到的安全和尊重。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显示，2006年，中国残疾人就业率是31%； 北京师范大学则公布，2007年到2012年，就业率是45%左右，但是到了2014年，就业率只有26%。而对残疾人可以从事的工作，社会也设定了诸多框架，比如盲人只适合做按摩师或者钢琴调音师。政府规定公司企业需要在所有工作岗位的1.5%到2%中雇佣残疾人，否则需缴纳罚款，但是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雇佣残疾人或者在工作场所给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甚至有不少企业开设没有实质性工作的“虚拟”岗位低薪招聘残疾人，花钱买残疾人证以规避罚款。

　　政府原本应该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带头，根据1990年出台的《残疾人保障法》，不能因为残疾为理由歧视求职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求职过程中遭到歧视，因为他们是残疾人。

　　中国教育部从2014年开始允许盲人参加高考，并且要求一些省市提供盲卷，当时有两名盲人报名。但是直到2017年，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那一年全国940万考生中，也只有7名全盲考生，而来自安徽的唯一一名盲人考生王宠，考分比理科一本线高出88分。

　　但是不管是今年的王蕴还是去年的王宠，他们的求学过程注定会比其他学生困难，因为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从专业到学校，都十分有限。

　　英文四级考试因为一位盲人大学生的坚持，从去年开始提供盲人卷，正如普通高考权也是来自一些盲人为自己权益的争取。而在争取的过程中，总有一批人，从此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机会。

　　要真正保障残疾人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我们需效仿国外学校，为残疾学生提供能够让他们独立生活学习的合理配置（reasonable accommodation）或称无障碍设施，比如安装电梯，自动开门按钮等等。政府也需要给学校提供相应资金支持，给老师提供与教育残疾学生相关的培训，把与残疾人相处，对残疾人给予尊重与包容纳入到日常的学校教育中。

　　只有给残疾人公平的机会融入我们的教育系统，给其他孩子机会走进与了解残疾同龄人的生活，才能消除偏见，让社会丢失的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失而复得。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适当的地方给残疾人提供合理配置和无障碍设施，把残疾人看作和我们一样的人。残疾人有权利进入公众的视野，我们也有义务对每一个生命给予最根本的尊重。
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