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澳洲：双耳全聋的大学生张婧的故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完全丧失听力的女孩学习成材的故事，在此之后再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大学的残疾人办公室。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能够对澳大利亚有关残疾人的政策以及残疾人的权益、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有所了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澳洲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澳洲通讯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完全丧失听力的女孩学习成材的故事，在此之后再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大学的残疾人办公室。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能够对澳大利亚有关残疾人的政策以及残疾人的权益、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有所了解。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女孩名叫张婧，她出生在北京人，她八岁时随父母移民来澳大利亚，今年二十九岁，张婧目前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建筑系，是六年级的学生。这是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她今年年底即将毕业。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的名牌大学，而建筑专业又是该校的招牌专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上完这个大学的六年建筑专业就是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对象张婧这样完全失聪的人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刻苦努力之外，还凝聚了父母无法以文字描绘的心血和爱心，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的支持。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告诉我说，在张婧八个月时他们发现她的听力有问题，因此带她去北京同仁医院儿科研究所检查，当时那里的邓元诚大夫给她做了检查，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一台仪器。检查的结果是张婧是双耳全聋。
虽然父母以前曾怀疑张婧的听力有问题，但是确诊她双耳全聋对张婧一家的震动还是很大，父母都感到非常痛苦。张婧的妈妈说，在这之后他们还是不死心，希望通过治疗能使张婧的听力有所恢复。
“后来我们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都说张婧是双儿全聋。我们还去了解治疗的办法。当时北京有针灸，还有一种是打一种针，这是山西或陕西发明的。邓元诚大夫当时讲了象张婧这样的孩子双儿全聋还没有办法治，最主要的是配助听器，教她说话的能力。由于天津生产的助听器功率不够大，因此我们托人从香港买了丹麦生产的大功率助听器。”
就这样张婧的父母开始教她讲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张婧不仅能讲中文，还能讲英文。
我先请张婧给大家问声好。
“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张婧，我现在澳洲墨尔本大学上学，读的是建筑系，今年就要毕业了。”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向我讲述了他们教张婧说话的艰辛。她说，由于家里从来没有过聋人，因此家人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教。通过看一些国外教聋童的书，加上自己的摸索，他们开始面对面地教张婧说话，让她看觜型，培养她的读唇能力。
“我们教她主要是先让她出声音。因为她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因此很难让她发出声音来。她不知道什么是声音，因此我们每天都跟她发各种的音，啊－－爸－－使劲在那叫，因为小孩最早说的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想这两个字应该是最容易的了，所以整天就对着她‘爸、妈’那样嚷嚷。后来她这两个音发得还是不错的。”
李新华说，他们在教张婧学说话的过程中一直按照其它家长教孩子一样，从一开始教她说爸爸妈妈，教她说小孩吃的东西，比如吃饭、馒头、米饭、什么菜、鸡蛋羹等，然后教她叫平常见的一些人比如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再有就教她说平常周围能看到，碰到的一些事物，如穿的衣服，比如毛衣啊，鞋啊。
说到鞋，李新华笑着给我讲了一个有关鞋的故事。她说从这个故事中，他们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教张婧说话的信心。
“她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一个朋友到家里来，她因为看觜型么，中国的同音字特别多，那天那个朋友来了因为一件什么事，他就说了谢谢，谢谢。结果张婧看见了马上就跑了，呆一会儿就拿了一双鞋来。因为谢谢，谢谢，她就听以为是鞋、鞋，因此就去把鞋给拿来了。当时我们想她还是能看觜型，看的还不错。因为当时不是有意识，有意识的我们教了很多，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别人来了她看了别人的觜型谢谢，谢谢，然后跑去拿了一双鞋来。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这孩子还是能学会。”
其实耳聋的孩子除了听不见声音之外他们的智力并没有问题。李新华教张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
“耳聋的孩子还是很聪敏的。刚开始的时候教发音很难，但是实际上教她识字，就是把实际的东西变成语言，她发音很难，但是识别觜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好比说把毛衣拿过来，她就去拿毛衣。你说去拿你的娃娃，她马上跑去把娃娃拿来。当时经常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好比她喜欢的娃娃给她藏在一个地方。你说去找娃娃，她就去找。她听懂了你让她去拿娃娃。你说去拿苹果，她就去拿苹果，就象对待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去教，让她去拿。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张婧在上学之前还上过两年的幼儿园。李新华说，当时上幼儿园时，那里的老师有很多的顾虑，但事实改变了他们对听力残障孩子的观念。
“她是四岁的时候上的幼儿园。本来托儿所的老师挺担心的，没有收过听障孩子，怕会影响班里别的孩子的注意力，后来说试一试吧。后来试了一个月老师特别惊讶，老师说听障孩子跟普通孩子一样，你教跳舞她也跳舞，教她唱歌她也跟着唱，讲故事她听不见，她也坐着听，跟其它孩子交流，虽然语言不同，但玩得很好。”
张婧是在六岁时开始上学，按规定她应该就近上学，但是他们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和老师都以聋童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教学成绩，或影响老师的教学成绩不愿接受张婧入学。因此张婧的父母只能把张婧送去离家很远的北京市第四听障学校。这样不仅给父母添了很多麻烦，早晚要接送，还得让小张婧加入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行列。当时张婧人小，挤在人堆里看不见站牌，因此经常坐过站。为了避免坐过站，骑自行车的父母就必须紧跟着公共汽车，在汽车到站时给张婧挥手，让她下车，然后再推着车送她到学校。此中的辛劳可见一斑。
由于张婧的父母在她上学之前，已经在家教了她一些简单的数学并教她认识了三四百个汉字，因此，她在北京第四听障学校学习并不费力。课堂里的功课很快就做完了。做完功课后小张婧特别喜欢去帮助别的同学，可往往因此而受到老师的处罚，说她不遵守课堂秩序。
张婧八岁那年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开始接触新的环境，新的语言，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李新华给我讲述了张婧刚来澳洲的这段经历。
“我们当时在坎培拉。坎培拉没有专门给听障人办的学校，都是普通学校。听障孩子自己可以选择上什么样的学校。有的学校有读过特种教育的老师，他们专门开一个听障学生班，在普通学校有这样一个班，然后跟大家一起上课，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可以上没有这种特殊班的学校也可以。后来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张婧是双耳全聋，一点儿都听不见，既然有这样普通学校，又有这样专门带着这些听障孩子。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好，就送她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当时有两个澳大利亚的小男孩。有一个老师，还有一个辅助老师。他们自己有一个教室。老师每天带他们到普通班去上课，上完课回到他们自己的教室，跟老师讲他们有那些没有听懂，老师再帮助他们进一步的解释，帮助他们把问题弄懂。所以她当时学得还挺快的。它的教育制度也比较灵活，它不管你是有听力还是没有听力，它根据你的学习水平来安排你的课程。学校看张婧比较聪明，学得也比较快，所以三年级上完了之后，在四年级时，她的英文学四年级，但是第二年她就把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数学都学完了。”
说到聋校，其实在西方社会很早以前就不用听障这个词了。他们认为有聋人但是没有听障人。这是因为聋人都是可以经过特殊的教育而学会说话。
李新华说，澳洲的老师非常负责任，为了更好地教张婧说话他还准备了老师家长沟通的笔记本。
“老师特别好，对他们特别关心。老师专门有一个本子，每天带回来，告诉我她今天在学校里学得什么东西，英文是学得什么字，哪一段故事，让我们家长配合。他也希望我们每天在家里干什么告诉他，就象是好象交流的一个笔记本。老师在本子上写了今天学的几个音，那么回家我们就帮助复习复习，纠正一下她的发音。我觉得他们老师还是挺负责任的。”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对澳大利亚这里老师灵活地安排学生课程年级的做法感到非常新鲜，因为这是中国所没有的。
“她在小学就学了两年。老师觉得她有能力上中学因此就让她去上中学。当时有一所中学给智商高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教育局派人来测她的智商，他们觉得挺奇怪的，张婧怎么就学得这么快。测完后说她的智商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后来就让她去上中学。我们想既然老师让她去上中学，那就让她去吧。上中学它的教学制度也是很灵活的。因为她毕竟只来了两年，学了两年英文，而且又是全聋，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学校安排她去五年级学英文。她的数学学得很快就上七年级的数学。等到八年级了就学六年级的英文。然后上八年级的数学和其它课程。到九年级了就全一致了。就是都是就年级的课程了。”
李新华说，澳洲的学校非常重视学习的环境，尽量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里的学校没有因为张婧耳聋而拒绝接受她，反而为她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在坎培拉的时候学校还都抢着要她，学校觉得很自豪要这些有残疾的孩子。而且全校的孩子都教给他们手语还唱一种手语歌，而且鼓励这些孩子去跟听障孩子交流。所以环境就很放松，作为残疾的孩子，耳聋的孩子没有任何压力，老师对他们也很好，同学们对他们也很热情。上七年级的时候老师专门来找我说张婧是不是学一门乐器，我说它能学什么乐器。老师跟我解释听障孩子要培养听力的感觉虽然听不见，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象学一学鼓啊、镲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后来老师安排她学黑管。黑管我觉得是挺难的，后来她还学的挺快的。她参加了初中的乐队，还参加了高中的乐队，还经常出去表演。很多人觉得奇怪她一个听障人怎么能吹的有板有眼的不出一点差错。”
在谈到张婧当时怎么会选择学建筑时李新华说张婧自小喜欢画画，但是最初对选什么专业还真没有考虑。父母当时考虑她是双耳全聋，要从将来工作考虑，是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统计等。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好找一些。可是张婧的老师说，因为张婧美术方面的基础比较好因此建议她去学建筑。张婧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后来，她父母也觉得只要张婧喜欢往哪方面发展就让她往哪方面发展。
虽然张婧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但是她的父母还在教她，但是妈妈李新华说现在教的方法与她小时不一样了。
“在小学的时候教的比较多，最开始的时候教的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了就不象以前那样教了，就是平时经常跟她说话，纠正她的发音。因为她一点都听不见，学会的东西经常会忘，你教她半天，她发音发对了，但是她慢慢这个音又变了。所以你还得给她纠正回来。她英文比中文说得好。。。现在她主要是英文会的中文不会我们就告诉她中文是怎么说的。英文基本上就不用我们教了。在学校基本上就学得比较好了。中文的词汇量比较少。我们就得教会她中文是怎么回事，还有就老得纠正她的发音。”
张婧因听不见，因此困难就比别人要多，她在课堂上也能学一些，但很多是靠回家自己学，自己看，因此比别人花的时间要多得多。好在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福利比较好，为她提供了方便，也为父母减轻了负担。
在澳大利亚残疾人享有与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学校不能因学生残障而拒绝接受入学，学校还要为有残疾的学生创造一切便利条件来弥补这些学生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学习方面的不利因素。
“他们这地方就是对他们比较重视。张婧刚来的时候，因为离学校比较远，他们专门有个小车早上来接她，晚上来送她。每天都是这样很方便的。家长也比较放心。他们的教育制度能根据她的能力来决定她上几年级的课，学些什么。我决定这对她的发展还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澳洲的每个大学都有一个残疾人办公室。张婧得到了残疾人办公室的不少帮助。残疾人办公室为她这样全聋的孩子在上大课的时候安排一个手语翻译，就是专门在外面请一个手语翻译在大讲台上打手势。张婧在这里除了锻炼唇读，她也学会了澳大利亚的手语和英语手语。这样就可以解决上课的问题了。讨论课的时候学校也会为她安排一个手语翻译。在没有手语翻译的时候，校方就会安排一个笔记员。学校让高年级、真正懂专业的学生来帮她记笔记。
张婧在大学五年级时曾经去墨尔本当地的一家设计公司实习。她妈妈李新华说，实习使张婧对今后的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为我们从小就把她当一个有听力的孩子，没有对她有任何特殊照顾，而且她上学也跟大家一样好象她没有那种自俾感。她实习的时候找了两家公司。那两家公司好象都很痛快，马上就接受，都欢迎她去。刚开始她特别担心她就去请了一个手语翻译。在第一天帮了她一下，就是介绍了一下跟公司的头讲了一下。后来公司的负责人说，你用不着，说我们都可以跟你交流。一个星期就有一次开会比较难。如果你要觉得特别需要的话你再让人来。如果你看看不需要的话，也就不要人来了。平常我们在工作中我们都可以跟你慢慢解释。他们说她讲话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交流交流就可以听懂她讲的话了。”
张婧的成功为千千万万聋童和其他残疾人树立了榜样，带来了希望。张婧的妈妈李新华跟我讲了以下这段话，希望与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分享。
“我就想家里如果有了听力残障的孩子不要丧失信心，要对他们有信心，要象对待一个普通有听力的孩子一样，要想到他们将来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有能力自力。别人能干的他们也都能干。我女儿现在就是这样想的。父母首先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要注意早期教育。我感觉是越早越好，虽然很难但是比较起来还是越早越容易。等孩子长大了也能教，但就要难得多。孩子听得见和听不见都要学习。就是听得见的孩子也得从头学。所以听不见的孩子也是从头学。父母付出的劳动比其他人要多，要辛苦的多。但是只要你有信心，肯下功夫孩子从小开始抓紧，我觉得等他们长大后都会对社会作出贡献。”
李新华说，张婧性格特别开朗，对人都特别热情、特别善良，因此特别愿意帮助别人。李新华说这可能也是因为她自己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很多帮助，因此把这当作一种回报。
“她很喜欢社会义务活动，她参加听障儿童教育协会。到这些组织去注册，然后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象有的家庭有了这样的孩子，又不知道怎样跟他们交流，不知道怎样教，教育什么的。就找到听障儿童教育协会。他们就给张婧打电话，告诉她有这么个家庭你能不能去，张婧就去。通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到别人家里去。有的时候就陪着人家玩，有时就教他们认认字母。大一点的孩子她就带他们去看电影。有的时候三、四个或五、六个孩子一块他们两个义务工作者就带他们去海边，爬山啊。象这些个家长一看张婧双耳全聋，现在这么独立，还能上大学，他们一下就有了信心了。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孩子，不知道怎么办，现在一看哦，这些孩子长大了也能上大学，也能在各方面独立起来。所以就有信心。张婧就觉得她就去一下那样的家庭，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就会使人家信心大增，因此她就觉得去得很值得。另外，她还参加红十字会，担任救护员。所有的救护员都得参加训练班，并经考核获得一个证书。她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活动。现在在大学她帮助盲人往电脑里输教材。”
在节目的最后正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节目当中张婧的妈妈李新华曾经提到的残疾人办公室。
诺拉波奇是墨尔本大学残疾人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办公室比较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残疾人联络组。她向我介绍了他们这个小组的运作，经费的来源等情况。
“维多利亚州的每一所大学或专科学院，其它州也基本上一样，都有一个残疾人办公室，有的有一个工作人员，有的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墨尔本大学有四个全职工作人员和一个半职工作人员。学校的注册残疾人有五百人，其中有三十三名听力障碍的学生。不过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来找我们。”
诺拉说，他们的资金基本上有三个来源。
“资金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政府每年拨给每一所大学一笔款项。这笔钱就用于残疾学生、非英语背景的学生或是那些因社会经济条件可能会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还包括妇女和土著人，而残疾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学自己也有一笔特殊的资金，主要是由一些院系或一些组织提供的。另外大学本身也有一笔钱用于残疾人，比如改善学校的设施。这包括是学校的大楼都有轮椅车进出的通道，使校园更加安全，为残疾学生增添图书馆设施，另外还有在某些公共设施的地方设立一种特殊的装置，使佩戴助听器的学生能够听到广播等。除此之外，学校还提供更适合残疾人的考场和考场监督。”
诺拉说，一般来说学生在登记注册的时候要写明他们有那方面的残障，然后这个办公室就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和设施。以耳聋学生为例，她说，残疾人办公室提供诸如笔记员，哑语翻译等。
诺拉说，他们还在不断试验新的设施。她说现在他们在测试一种声音转换成文字的电脑软件。如果成功的话，今后听障学生上课就会简单的多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澳洲通讯”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是樊慧强编写，陈昊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信息来源：国际聋人博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澳洲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澳洲通讯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完全丧失听力的女孩学习成材的故事，在此之后再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大学的残疾人办公室。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能够对澳大利亚有关残疾人的政策以及残疾人的权益、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有所了解。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女孩名叫张婧，她出生在北京人，她八岁时随父母移民来澳大利亚，今年二十九岁，张婧目前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建筑系，是六年级的学生。这是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她今年年底即将毕业。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的名牌大学，而建筑专业又是该校的招牌专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上完这个大学的六年建筑专业就是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对象张婧这样完全失聪的人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刻苦努力之外，还凝聚了父母无法以文字描绘的心血和爱心，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的支持。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告诉我说，在张婧八个月时他们发现她的听力有问题，因此带她去北京同仁医院儿科研究所检查，当时那里的邓元诚大夫给她做了检查，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一台仪器。检查的结果是张婧是双耳全聋。
虽然父母以前曾怀疑张婧的听力有问题，但是确诊她双耳全聋对张婧一家的震动还是很大，父母都感到非常痛苦。张婧的妈妈说，在这之后他们还是不死心，希望通过治疗能使张婧的听力有所恢复。
“后来我们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都说张婧是双儿全聋。我们还去了解治疗的办法。当时北京有针灸，还有一种是打一种针，这是山西或陕西发明的。邓元诚大夫当时讲了象张婧这样的孩子双儿全聋还没有办法治，最主要的是配助听器，教她说话的能力。由于天津生产的助听器功率不够大，因此我们托人从香港买了丹麦生产的大功率助听器。”
就这样张婧的父母开始教她讲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张婧不仅能讲中文，还能讲英文。
我先请张婧给大家问声好。
“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张婧，我现在澳洲墨尔本大学上学，读的是建筑系，今年就要毕业了。”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向我讲述了他们教张婧说话的艰辛。她说，由于家里从来没有过聋人，因此家人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教。通过看一些国外教聋童的书，加上自己的摸索，他们开始面对面地教张婧说话，让她看觜型，培养她的读唇能力。
“我们教她主要是先让她出声音。因为她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因此很难让她发出声音来。她不知道什么是声音，因此我们每天都跟她发各种的音，啊－－爸－－使劲在那叫，因为小孩最早说的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想这两个字应该是最容易的了，所以整天就对着她‘爸、妈’那样嚷嚷。后来她这两个音发得还是不错的。”
李新华说，他们在教张婧学说话的过程中一直按照其它家长教孩子一样，从一开始教她说爸爸妈妈，教她说小孩吃的东西，比如吃饭、馒头、米饭、什么菜、鸡蛋羹等，然后教她叫平常见的一些人比如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再有就教她说平常周围能看到，碰到的一些事物，如穿的衣服，比如毛衣啊，鞋啊。
说到鞋，李新华笑着给我讲了一个有关鞋的故事。她说从这个故事中，他们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教张婧说话的信心。
“她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一个朋友到家里来，她因为看觜型么，中国的同音字特别多，那天那个朋友来了因为一件什么事，他就说了谢谢，谢谢。结果张婧看见了马上就跑了，呆一会儿就拿了一双鞋来。因为谢谢，谢谢，她就听以为是鞋、鞋，因此就去把鞋给拿来了。当时我们想她还是能看觜型，看的还不错。因为当时不是有意识，有意识的我们教了很多，但是这还是第一次。别人来了她看了别人的觜型谢谢，谢谢，然后跑去拿了一双鞋来。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这孩子还是能学会。”
其实耳聋的孩子除了听不见声音之外他们的智力并没有问题。李新华教张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
“耳聋的孩子还是很聪敏的。刚开始的时候教发音很难，但是实际上教她识字，就是把实际的东西变成语言，她发音很难，但是识别觜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好比说把毛衣拿过来，她就去拿毛衣。你说去拿你的娃娃，她马上跑去把娃娃拿来。当时经常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好比她喜欢的娃娃给她藏在一个地方。你说去找娃娃，她就去找。她听懂了你让她去拿娃娃。你说去拿苹果，她就去拿苹果，就象对待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去教，让她去拿。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张婧在上学之前还上过两年的幼儿园。李新华说，当时上幼儿园时，那里的老师有很多的顾虑，但事实改变了他们对听力残障孩子的观念。
“她是四岁的时候上的幼儿园。本来托儿所的老师挺担心的，没有收过听障孩子，怕会影响班里别的孩子的注意力，后来说试一试吧。后来试了一个月老师特别惊讶，老师说听障孩子跟普通孩子一样，你教跳舞她也跳舞，教她唱歌她也跟着唱，讲故事她听不见，她也坐着听，跟其它孩子交流，虽然语言不同，但玩得很好。”
张婧是在六岁时开始上学，按规定她应该就近上学，但是他们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和老师都以聋童可能会影响学校的教学成绩，或影响老师的教学成绩不愿接受张婧入学。因此张婧的父母只能把张婧送去离家很远的北京市第四听障学校。这样不仅给父母添了很多麻烦，早晚要接送，还得让小张婧加入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的行列。当时张婧人小，挤在人堆里看不见站牌，因此经常坐过站。为了避免坐过站，骑自行车的父母就必须紧跟着公共汽车，在汽车到站时给张婧挥手，让她下车，然后再推着车送她到学校。此中的辛劳可见一斑。
由于张婧的父母在她上学之前，已经在家教了她一些简单的数学并教她认识了三四百个汉字，因此，她在北京第四听障学校学习并不费力。课堂里的功课很快就做完了。做完功课后小张婧特别喜欢去帮助别的同学，可往往因此而受到老师的处罚，说她不遵守课堂秩序。
张婧八岁那年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开始接触新的环境，新的语言，开始了她全新的生活。李新华给我讲述了张婧刚来澳洲的这段经历。
“我们当时在坎培拉。坎培拉没有专门给听障人办的学校，都是普通学校。听障孩子自己可以选择上什么样的学校。有的学校有读过特种教育的老师，他们专门开一个听障学生班，在普通学校有这样一个班，然后跟大家一起上课，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可以上没有这种特殊班的学校也可以。后来因为我们当时考虑张婧是双耳全聋，一点儿都听不见，既然有这样普通学校，又有这样专门带着这些听障孩子。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好，就送她到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当时有两个澳大利亚的小男孩。有一个老师，还有一个辅助老师。他们自己有一个教室。老师每天带他们到普通班去上课，上完课回到他们自己的教室，跟老师讲他们有那些没有听懂，老师再帮助他们进一步的解释，帮助他们把问题弄懂。所以她当时学得还挺快的。它的教育制度也比较灵活，它不管你是有听力还是没有听力，它根据你的学习水平来安排你的课程。学校看张婧比较聪明，学得也比较快，所以三年级上完了之后，在四年级时，她的英文学四年级，但是第二年她就把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数学都学完了。”
说到聋校，其实在西方社会很早以前就不用听障这个词了。他们认为有聋人但是没有听障人。这是因为聋人都是可以经过特殊的教育而学会说话。
李新华说，澳洲的老师非常负责任，为了更好地教张婧说话他还准备了老师家长沟通的笔记本。
“老师特别好，对他们特别关心。老师专门有一个本子，每天带回来，告诉我她今天在学校里学得什么东西，英文是学得什么字，哪一段故事，让我们家长配合。他也希望我们每天在家里干什么告诉他，就象是好象交流的一个笔记本。老师在本子上写了今天学的几个音，那么回家我们就帮助复习复习，纠正一下她的发音。我觉得他们老师还是挺负责任的。”
张婧的妈妈李新华对澳大利亚这里老师灵活地安排学生课程年级的做法感到非常新鲜，因为这是中国所没有的。
“她在小学就学了两年。老师觉得她有能力上中学因此就让她去上中学。当时有一所中学给智商高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教育局派人来测她的智商，他们觉得挺奇怪的，张婧怎么就学得这么快。测完后说她的智商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后来就让她去上中学。我们想既然老师让她去上中学，那就让她去吧。上中学它的教学制度也是很灵活的。因为她毕竟只来了两年，学了两年英文，而且又是全聋，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学校安排她去五年级学英文。她的数学学得很快就上七年级的数学。等到八年级了就学六年级的英文。然后上八年级的数学和其它课程。到九年级了就全一致了。就是都是就年级的课程了。”
李新华说，澳洲的学校非常重视学习的环境，尽量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里的学校没有因为张婧耳聋而拒绝接受她，反而为她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在坎培拉的时候学校还都抢着要她，学校觉得很自豪要这些有残疾的孩子。而且全校的孩子都教给他们手语还唱一种手语歌，而且鼓励这些孩子去跟听障孩子交流。所以环境就很放松，作为残疾的孩子，耳聋的孩子没有任何压力，老师对他们也很好，同学们对他们也很热情。上七年级的时候老师专门来找我说张婧是不是学一门乐器，我说它能学什么乐器。老师跟我解释听障孩子要培养听力的感觉虽然听不见，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象学一学鼓啊、镲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后来老师安排她学黑管。黑管我觉得是挺难的，后来她还学的挺快的。她参加了初中的乐队，还参加了高中的乐队，还经常出去表演。很多人觉得奇怪她一个听障人怎么能吹的有板有眼的不出一点差错。”
在谈到张婧当时怎么会选择学建筑时李新华说张婧自小喜欢画画，但是最初对选什么专业还真没有考虑。父母当时考虑她是双耳全聋，要从将来工作考虑，是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统计等。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好找一些。可是张婧的老师说，因为张婧美术方面的基础比较好因此建议她去学建筑。张婧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后来，她父母也觉得只要张婧喜欢往哪方面发展就让她往哪方面发展。
虽然张婧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但是她的父母还在教她，但是妈妈李新华说现在教的方法与她小时不一样了。
“在小学的时候教的比较多，最开始的时候教的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了就不象以前那样教了，就是平时经常跟她说话，纠正她的发音。因为她一点都听不见，学会的东西经常会忘，你教她半天，她发音发对了，但是她慢慢这个音又变了。所以你还得给她纠正回来。她英文比中文说得好。。。现在她主要是英文会的中文不会我们就告诉她中文是怎么说的。英文基本上就不用我们教了。在学校基本上就学得比较好了。中文的词汇量比较少。我们就得教会她中文是怎么回事，还有就老得纠正她的发音。”
张婧因听不见，因此困难就比别人要多，她在课堂上也能学一些，但很多是靠回家自己学，自己看，因此比别人花的时间要多得多。好在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福利比较好，为她提供了方便，也为父母减轻了负担。
在澳大利亚残疾人享有与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学校不能因学生残障而拒绝接受入学，学校还要为有残疾的学生创造一切便利条件来弥补这些学生因生理缺陷而造成的学习方面的不利因素。
“他们这地方就是对他们比较重视。张婧刚来的时候，因为离学校比较远，他们专门有个小车早上来接她，晚上来送她。每天都是这样很方便的。家长也比较放心。他们的教育制度能根据她的能力来决定她上几年级的课，学些什么。我决定这对她的发展还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澳洲的每个大学都有一个残疾人办公室。张婧得到了残疾人办公室的不少帮助。残疾人办公室为她这样全聋的孩子在上大课的时候安排一个手语翻译，就是专门在外面请一个手语翻译在大讲台上打手势。张婧在这里除了锻炼唇读，她也学会了澳大利亚的手语和英语手语。这样就可以解决上课的问题了。讨论课的时候学校也会为她安排一个手语翻译。在没有手语翻译的时候，校方就会安排一个笔记员。学校让高年级、真正懂专业的学生来帮她记笔记。
张婧在大学五年级时曾经去墨尔本当地的一家设计公司实习。她妈妈李新华说，实习使张婧对今后的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为我们从小就把她当一个有听力的孩子，没有对她有任何特殊照顾，而且她上学也跟大家一样好象她没有那种自俾感。她实习的时候找了两家公司。那两家公司好象都很痛快，马上就接受，都欢迎她去。刚开始她特别担心她就去请了一个手语翻译。在第一天帮了她一下，就是介绍了一下跟公司的头讲了一下。后来公司的负责人说，你用不着，说我们都可以跟你交流。一个星期就有一次开会比较难。如果你要觉得特别需要的话你再让人来。如果你看看不需要的话，也就不要人来了。平常我们在工作中我们都可以跟你慢慢解释。他们说她讲话不是很清楚但是大家交流交流就可以听懂她讲的话了。”
张婧的成功为千千万万聋童和其他残疾人树立了榜样，带来了希望。张婧的妈妈李新华跟我讲了以下这段话，希望与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分享。
“我就想家里如果有了听力残障的孩子不要丧失信心，要对他们有信心，要象对待一个普通有听力的孩子一样，要想到他们将来也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有能力自力。别人能干的他们也都能干。我女儿现在就是这样想的。父母首先要对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要注意早期教育。我感觉是越早越好，虽然很难但是比较起来还是越早越容易。等孩子长大了也能教，但就要难得多。孩子听得见和听不见都要学习。就是听得见的孩子也得从头学。所以听不见的孩子也是从头学。父母付出的劳动比其他人要多，要辛苦的多。但是只要你有信心，肯下功夫孩子从小开始抓紧，我觉得等他们长大后都会对社会作出贡献。”
李新华说，张婧性格特别开朗，对人都特别热情、特别善良，因此特别愿意帮助别人。李新华说这可能也是因为她自己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很多帮助，因此把这当作一种回报。
“她很喜欢社会义务活动，她参加听障儿童教育协会。到这些组织去注册，然后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象有的家庭有了这样的孩子，又不知道怎样跟他们交流，不知道怎样教，教育什么的。就找到听障儿童教育协会。他们就给张婧打电话，告诉她有这么个家庭你能不能去，张婧就去。通常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到别人家里去。有的时候就陪着人家玩，有时就教他们认认字母。大一点的孩子她就带他们去看电影。有的时候三、四个或五、六个孩子一块他们两个义务工作者就带他们去海边，爬山啊。象这些个家长一看张婧双耳全聋，现在这么独立，还能上大学，他们一下就有了信心了。以前没有碰到过这样孩子，不知道怎么办，现在一看哦，这些孩子长大了也能上大学，也能在各方面独立起来。所以就有信心。张婧就觉得她就去一下那样的家庭，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就会使人家信心大增，因此她就觉得去得很值得。另外，她还参加红十字会，担任救护员。所有的救护员都得参加训练班，并经考核获得一个证书。她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活动。现在在大学她帮助盲人往电脑里输教材。”
在节目的最后正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节目当中张婧的妈妈李新华曾经提到的残疾人办公室。
诺拉波奇是墨尔本大学残疾人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办公室比较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残疾人联络组。她向我介绍了他们这个小组的运作，经费的来源等情况。
“维多利亚州的每一所大学或专科学院，其它州也基本上一样，都有一个残疾人办公室，有的有一个工作人员，有的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墨尔本大学有四个全职工作人员和一个半职工作人员。学校的注册残疾人有五百人，其中有三十三名听力障碍的学生。不过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来找我们。”
诺拉说，他们的资金基本上有三个来源。
“资金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政府每年拨给每一所大学一笔款项。这笔钱就用于残疾学生、非英语背景的学生或是那些因社会经济条件可能会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还包括妇女和土著人，而残疾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学自己也有一笔特殊的资金，主要是由一些院系或一些组织提供的。另外大学本身也有一笔钱用于残疾人，比如改善学校的设施。这包括是学校的大楼都有轮椅车进出的通道，使校园更加安全，为残疾学生增添图书馆设施，另外还有在某些公共设施的地方设立一种特殊的装置，使佩戴助听器的学生能够听到广播等。除此之外，学校还提供更适合残疾人的考场和考场监督。”
诺拉说，一般来说学生在登记注册的时候要写明他们有那方面的残障，然后这个办公室就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和设施。以耳聋学生为例，她说，残疾人办公室提供诸如笔记员，哑语翻译等。
诺拉说，他们还在不断试验新的设施。她说现在他们在测试一种声音转换成文字的电脑软件。如果成功的话，今后听障学生上课就会简单的多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澳洲通讯”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是樊慧强编写，陈昊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信息来源：国际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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